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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车皮的人都走了,他们是决定留守的“异类”

下乡

北大荒几乎没有什么本地人,那就是大片大片的荒原和沼泽,都是外面的人去的。1955年,北京青年杨华他们作为第一批支边青年,过去了。1958年,10万官兵集体转业过去了。那几年,共和国在挨饿,一些人投亲靠友跑到北大荒。再后来,就是60年代这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,54万人,有北京的、上海的、天津的、杭州的、温州的,踏进那片黑土地。

知青称那些先去的为“老职工”,他们对知青是真好,有什么好吃的,不让自家孩子吃,让知青先吃,有什么好工作也让知青优先上。普阳农场的老干部科长同我讲过,他一直忘不了有一年大年三十,老职工用枪挑着酒和猪肉,在雪地里赶了一天的路,到一个知青点,陪这些远离父母的知青过年。普阳农场的老职工有一部分是从上甘岭战场上下来的老兵。

1969年11月,出席集贤县首届知青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讲用大会,黄丽萍(前排左二)与升昌公社其他知青代表合影。

当年,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隶属于沈阳军区,知青下乡后被分进农工班,机务排,后勤排……知青刚下乡时有着“红卫兵小将精神”,下乡后难免争强好胜,上海知青胡国华说,他下乡的那个农场是劳改农场,冬天一群劳改犯赶着马车上山砍木头,一天下来才砍半车。第二天,胡国华一人赶着马车进山,砍回三百多根碗口粗的木头,装了整整一车。扛麦子也是,你扛一百斤,我就要扛一百五十斤;修水利的,玩命地干,大冬天把衣服脱得光光的,只穿条短裤,在零下二十度的天儿里干活。当然,那时候“左”的思想也是一个因素,让他们互相攀比,彼此较劲。

也有待不惯的人,偷跑的,溜回城市泡病号的,不在少数。这也正常,上海、杭州、温州、宁波来的南方知青,下乡前哪里想得到北大荒是这个样子,没有楼房,没有卫生间,住的是泥草屋,新建点连电灯都没有。当时,北大荒不种水稻,吃不着米饭,上顿下顿都是馒头、窝头、苞米碴子,漫长的冬季没有青菜,除了白菜、土豆就是萝卜,青黄不接的时候顿顿萝卜汤,有句顺口溜,“早上喝汤迎朝阳,中午喝汤暖洋洋,晚上喝汤泪汪汪”,人们就是这种心情。

知青下乡初期,普遍心存很快能回城的幻想,谈恋爱最好别找“当地的”,知青是“飞鸽”,当地人是“永久”,人们用当年两个最着名的两个自行车品牌,戏称两种人生。但一晃六七年过去了,返城希望逐渐渺茫,好多人就在北大荒找对象,结婚安家了。好些知青是在1977年左右成的家,1978年大返城就开始了。

下乡知青

留守

1977年恢复高考,返城的大门悄然启动。那些文化课基础好,或在中小学任教,数理化没有丢掉的知青考上了大学,返城了。之后,虽然中央没明确说法,但各农场的返城政策已经松动。北大荒的返城潮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,1979年到达高峰,能走的都走了,五十四万知青,剩下仅两万多人。

当时两种有返城的理由有三种,一是病返,农场很体谅这些知青,下乡七八年,不容易,只你提出要返城,农场医院大都会给你开诊断书,证明你已不适合在北大荒工作,另一种是困返,家庭生活困难,父母需要照顾,还有一种是父母退休,返城顶替。可以说,但凡想走的都能走。

留守在北大荒的将军女儿、宁波知青黄丽萍。

没走的有这么几种情况:一是在北大荒成家的,这些人想返城时没机会,成家了机会却来了,走还是不走?有相当多知青离婚走了,有真离婚的,有假离婚的,还有的压根没离,一走了之。留下的知青都是那些重情重义、对家庭有责任感的老实人。

我在二九〇农场采访过一个“荒二代”,她母亲是萝北知青,父亲是上海知青。大返城时,父母已有两个孩子,她和她弟弟,当时没有走。几年后,她父母离了婚,她归母亲,弟弟归父亲,被送回上海。她说,父母办的是假离婚,父亲说等他办回上海后,再把她们母女办过去。结果父亲走了,再也没回来。她母亲精神失常了,一年四季在路上匆匆走着,风雨无阻,去长途汽车站等父亲,,看见男人眼就直勾勾地盯着。在北大荒像这样因返城而被撕裂的家庭有很多。

黄丽萍

还有些知青,在北大荒待习惯了,反倒认为城里没有这儿好,也没走。的确,北大荒不歧视任何人,那些出身不好、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知青,到了北大荒之后,受到老职工的保护与照顾,对这篇黑土地产生了感情,自然不想走了。

上海知青居鸿昌说,城里人复杂,说话都绕着说,北大荒人简单,有什么说什么。北大荒人还热情豪爽,就算对陌生人,只要是朋友介绍去的,也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你,城里人就算亲兄弟也做不到。当年,居鸿昌哥仨要下乡两个,仨兄弟中他最小,按理大的下乡,小的留下。他却仗义地说,我走,你们留下。最后,二哥留下了,他和三哥下乡到北大荒。父母去世时,兄弟姐妹分房子,他又把自己那份让了出去。可是,当他带着新婚妻子回上海结婚时,在家住了一段时间,钱花光了,哥哥态度骤然冷淡。他从此心凉,再也不愿回上海探亲,下乡近50年,仅回去过9次。留守的里面,上海知青多,一是在大返城时上海的门槛高,二是上海住房紧张,拖家拉口返城的没地方住,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兄弟姐妹也不大欢迎他们回去。

黄丽萍

还有的留守知青,是想在北大荒干一番事业,如胡国华,大返城前他刚从农业技术学校。他说,回城的话,学的专业用不上,只能去街道小厂当个工人,还不如留在北大荒。那时候中专生很少,农场对他很重视。几十年过去了,他成为着名的大豆育种专家、博士生导师。

知青周军岳留下后走上了农场领导岗位。他说,我们下乡时老职工的孩子没人看,就拴在窗户上,屎尿都拉在炕上。大一点儿的孩子没有玩具就扒垃圾玩。他当农场党委书记后,在普阳建了最好的幼儿园,最好的小学和最好的医院,让老职工知青们的后代有更好的生活条件。现在看来,在留守知青中,发展得比较好的是文化素质比较高的那批人,选择留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,主动行为。

上海知青欧阳吉宝和当地姑娘相爱时,女方的父母不同意,怕欧阳返城把女儿丢下。欧阳发誓说,说这辈子不管我走到哪里,都会把赵燕带到哪里。他们从上海结婚回来,返城潮就开始了,和欧阳一车皮来的都走了。欧阳以前最爱泡在知青宿舍,和那些哥们儿喝酒聊天,他看着知青宿舍那些通铺,心里空空荡荡。我问他,什么时候最痛苦?他说是下乡纪念日,过去每逢那天,一起下乡的哥们儿都要聚一聚,喝点儿酒。哥们儿都走后,他只能自斟自酌。秋天听大雁的叫声,心里就会咯噔一下,眼泪就下来了。

黄丽萍的父亲,黄思深将军。

我采访的留守知青情况比较特殊的是黄丽萍,她是将军的女儿。那时候红二代哪有留下的,但她的父亲为人正直,从来不走后门,再来平反后很快就退休了,失去实权。她自己也没想走,就这样留了下来。我见到黄丽萍感到很震惊,跟当地的老太太几乎没什么两样。

留守之后

1968年到1978年,北大荒农场连年亏损。1979年2月,国务院决定打破农垦企业的“大锅饭”。北大荒最早的家庭农场是八五八农场一个叫王木存的老职工创办的,他承包了2200亩地,招了两个拖拉机手和一个农具手,家里还养了1000只鸡,年底盈利2.7万元,这相当于15队利润的3倍。1984年起,家庭农场就在北大荒大力推行开来。

这样一来,对留守知青又是一场严峻挑战。1976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销,改为国营农场总局,知青由兵团战士变为国营农场职工,经历一次身份转变,又将从国营农场职工变成“单体户”“个体户”,“铁饭碗”变成了“泥饭碗”,这跟农民有什么两样?很多知青从情感上难以接受,因此,又有一批知青离开了北大荒。

在这个农家小院,处处洋溢着生活气息,当黄丽萍和孙子孙女站在自家新盖的房前,铁牛拖拉机旁。

北大荒的粮食由国家统购,收购价远低于市场价。每年这其中的差价有多少呢,一个农场的党委书记说,好比每隔一分钟发一辆桑塔纳去县城,第一辆车到了,最后一辆桑塔纳还没发出呢。从那个农场到县城有多远?几十公里。在初期,搞家庭农场,很多知青是吃了亏的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,留守知青的孩子,只有一个能办回城。谁回,谁不回?命运的选择又出现在知青的下一代。孩子回城了,父母还在北大荒,只能由城里的爷爷奶奶来监护,这些孩子有的在溺爱中长大,成了问题少年;有的是被扔到城里的姑姑或舅舅家,尝尽寄人篱下的苦楚。回城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,考上大学;没回城的孩子留在北大荒,有的快40岁了还在干临时工。友谊农场的一位上海知青说,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能转为正式工。

留守知青对待返城知青是什么心态?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。一开始吧,“你回去了也不见得比我留下来好。”回去的人不见得都有正式工作,有的就做点临时工,可能还不如在北大荒开拖拉机;后来人家进工厂进国企了,留守的就有点儿失落,后悔自己当初没走,要么自己也是国企职工了;过些年,大批大批的返城知青下岗,留守知青也许庆幸,最起码他们还不至于下岗;再到后来,大家都退休了,城里知青退休金拿得多,留守知青心里多少又有些不平衡了;但近些年,北大荒建设起来了,返城知青回来一看,羡慕地说农场环境像花园一样,大家好像又都扯平了。

诗画田园—张艾林

我第一次去北大荒采访,掏出记者证没人搭理。对北大荒,中央媒体经常报道,国家领导人也常去视察。北大荒人对报道不那么感冒。到北大荒采访之后,最好有朋友的介绍。你看,这就是北大荒人的性格。

第一次去北大荒是采访一位上海女知青,她为了丈夫放弃了返城,留在了乌苏里江边,结果丈夫却得了尿毒症,最后病逝了。那时,留在北大荒的知青还挺多,我采访完她之后,又采访了四五个,发现每一个都值得写。从1994年开始,我几乎年年去北大荒,2003年调到浙江后,每隔两三年去一次,至今已采了一百多位知青了。

大麦飘香—张艾林

北大荒成为中华大粮仓,留守知青的贡献难以估量。从小的说——原本北大荒人家里只有炕,炕上摆对木头箱子,知青去了,北大荒有了床,有沙发、衣柜、五斗橱。至于吃的,以前都是炖菜,猪肉炖粉条,白菜炖土豆,知青去后有了炒菜。知青韦建华下乡后嫁进北大荒当地一户赫哲族人家,结婚后才发现丈夫家整个冬天都不洗澡,孩子的尿布脏了,不洗,晒干接着用,她凭一己之力把这些落后的生活习惯都给纠正过来了。生活方式,文明新风,知青们潜移默化影响了很多。

北大荒当然也改变了他们。欧阳吉宝,那个望着大雁落泪的上海知青,如今他说着一口纯正的东北话,一口一个“你们城里人怎样怎样”“我们北大荒人怎样怎样”,他早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了,他说我在上海才待了十八年,我可是在北大荒待了四十多年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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